二零二零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九月三十日是著名作家张爱玲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无巧不成书，九月一日又是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日。对于喜欢她作品的读者，爱玲爱玲（二零二零)是值得纪念的久阅(九月）。

　　读过张爱玲先生小说、散文的读者，对其作品都是过目难忘的，那些被拍成电影的作品更是让更多人所熟知所记忆。当张爱玲成为一个体制边缘文学的突兀时，她的文字深刻性已深深的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把张爱玲写入文学史并高度评价为标志。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里，上海沦陷区的文学批评界对张爱玲的作品未失声，及时给予了应有的评论和足够的重视。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境况中，人们对文学、对艺术、甚至对政治的评判都是自由的，那些自由的声音如同交响乐队，众声喧哗之中不失风度不失理智。到了抗战胜利，那些长长短短，各抒己见的评论依然存在，在现在看来是那么的珍贵难得，有人说他无情冷漠，有人说他敏锐犀利，更有人同情赞叹她的卑微与鲜活……

　　如今的七零后接触张爱玲先生的作品时间都相对较晚，我记得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九五年观看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电影时。用白先勇先生的话说：“近现代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泛政治化的社会，排斥日常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在中国都很边缘。”

　　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先生在大洋彼岸悄然告别人世，随后张爱玲研究忽然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布海峡两岸，众多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相继出版了张爱玲传记、张爱玲研究、张爱玲文学丛书等，“张学”迅速的成为继“鲁迅学”之后的又一“显学”。曾经提出过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晚年后饱尝盛名之累。在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先后翻阅了一些专家名人们评论张爱玲的书籍，用自然的角度去了解真实的张爱玲，了解很多她在文学创作中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01—

　　“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是张爱玲先生在《传奇》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后来成为广泛传用的名言，同时也证见了她对事物发展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

　　张爱玲在小的时候就说过：“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宋以朗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一九三八年，张爱玲把自己被父亲幽禁半年的惨痛经历用英文写成一篇散文，题目是：“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投稿到《大美晚报》竟然刊登了。这是她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她的英文水准以与她的中文等同，恣意的才华如同她并不喜欢的家庭背景与生俱来。

　　

　　张爱玲插画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九四三年，张爱玲除了向《二十世纪》供稿外，还决心扩大刊载自己作品的媒体范围。这年春天她结识了《紫罗兰》总编辑周瘦鹃，并把自己的新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拿给周瘦鹃看，问他能否刊登。周瘦鹃当夜回家挑灯通读了《沉香屑》并给予评赞：“其作品风格很像英国作家毛姆，而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

　　《紫罗兰》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当天，周瘦鹃带着刊登的样本来到张爱玲和她姑姑的公寓，她们预备了茶点招待他，事后周瘦鹃回忆说：“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得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

　　关于这场聚会，在张爱玲生前的好友宋淇的儿子宋以朗所著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里是这样说的：

　　“张爱玲在三十多年后的《小团圆》中却有着另一番的描述。小说中她以‘汤孤鹜’这个角色来影射周瘦鹃，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他当然意会到请客是要他捧场，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没多少话说。跟周瘦鹃在一九四三年所说的话明显矛盾，实情是怎样的呢？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七月，《第一炉香》在《紫罗兰》上分三期发表，《第二炉香》则在八月和九月分两期发表。之后，张爱玲便没有再给《紫罗兰》 任何稿子。周瘦鹃既然是她中文写作事业上的第一个伯乐，为什么一部《沉香屑》发表后两人便不相往来了呢？周瘦鹃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紫罗 兰》第五期中说：‘张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已烧完了，得到了读者很多的好评。本期又烧上了第二炉……张女士因为要出单行本，本来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实在太长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

　　张爱玲认为‘出名要趁早’，所以她希望把作品尽快推出市场，尽快结集成书。但杂志为了提高商业利润，总喜欢把受欢迎的作品慢慢连载，吸引读者追看。周瘦鹃自然也是这样想，结果令张爱玲很不满，不但终止合作关系，几十年后在小说中还要怨他 ‘并不激赏她的文字’。 正因为杂志社有这种运作模式，张爱玲宁愿向四面八方投稿，而不想受制于某一杂志，结果她真的很快便出名了。”

　　02—

　　“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墙板上，隔一截路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硬一软。”《浮花浪蕾》里面的描写正是当时张爱玲离开大陆时的心情。一九五二年张爱玲以回香港大学复学的理由申请去香港，获得批准，她跨过罗湖桥，到了香港，起初想在香港定居下来，最后她还是离开了香港。她在给苏伟贞的信里，提到她对香港的感受：“香港人宗族性很强，排外（省人）。”这兴许就是他离开香港的原因吧。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赴美国，在去美国的途中路过东京时，她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寄给香港的宋淇，有这么一句话：“别后我一路哭到房间，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张爱玲自此彻底离开中国，而且离开得非常彻底，再也不回来。

　　张爱玲插画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九四六年，张爱玲先生写了一篇散文诗《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面对中国大陆新政权的成立，张爱玲始终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当时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在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五一年二月的《亦报》上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连载了小说《十八春》（《十八春》就是后来的《半生缘》，笔名“梁京”据说是导演桑弧替他取的，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韵味，代指张的家庭背景。），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一九五零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新政权下的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张爱玲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与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这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要求与其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渐已形成。于是，她去意萌生。

　　让张爱玲离开上海的原因很多：抗战时期的一家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消息，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在这之后不断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是“汉奸无二”；一些不负责的报纸甚至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使张爱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一九五零年七月廿四日，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文学艺术界五百多人出席。赏识张爱玲的夏衍点名让她作为代表。张爱玲在一九四九年前不喜欢参加官方活动，一般都是请辞。为了这次少有的“迎合”她不仅赴会，还盛装出席。当身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的张爱玲进入会场的时候，却发现只有她自己的与众不同，除她之外不论男男女女，都是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她感受到自己与这个曾经熟悉的城市已经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尽快“离开”。夏衍曾委托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此时她去意已决。

　　在电影理论家柯灵的回忆文章里，得知张爱玲出走，他说：“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她的经历，她离开祖国是必然的，不可勉强的……试想，如果她不离开，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 地改 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逃到香港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张爱玲香港大学学籍记录上的证件照。香港大学档案馆藏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达了香港。

　　03—

　　曾经拥有“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的作家梅娘（孙嘉瑞）说过：“张爱玲的悲剧在于没有爱心。”并且在她著述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二零零五年同心出版社）里面记录对“南玲北梅”关联的论说。

　　梅娘首先讲述了她与张爱玲始终不曾交流的三次“交往”：第一回是一九四二年夏初，中南海的赏花游园会。张爱玲簇拥在众多的淑女、男士中，慕名前来的梅娘不愿插足，未能搭话。第二回在一九四四年冬，上海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时在上海的梅娘冒雨前来，又见张簇拥在众多名艺人中间，她未便上前搭话。第三次已经是一九九五年初夏，梅娘乘逗留美国的机会，托《中国时报》的朋友联系张爱玲，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 “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

　　对于南玲北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位名叫高森的日本记者笔下是这样描述的：“梅娘是一个‘华衣俗女’，在那个艰难的时世，梅娘韬光隐晦，大家闺秀却一副普通、甚至凡俗的面貌；而张爱玲截然相反，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和特立独行，大放异彩，充分享受成功成名的喜悦；梅的内敛和矜持，与张的高傲和张扬，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并非能相投合的人。”

　　但是，面对张爱玲的作品，梅娘个人却用四个词——“冷隽”、“深邃”、“浓艳”，以及“惭愧”，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敬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我真佩服张那不动声色的冷峻，反正我写不出来。”对于《秧歌》《赤地之恋》这两部评价分歧的小说，她坚持自己的欣赏和理解：“张爱玲晚期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是有她的政治偏见在内；但从张对社会民情黑暗的洞见来讲，这未必不是触及了光环下面的暗影的描述。”——因为“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从创作来看，表达“人性深刻”的“南玲”，与飞扬理想的“北梅”是不能投合的路数。对此差异，梅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理念，自然会导引出不同的生活实态。”“张爱玲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因而她“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才有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的铺陈；而梅娘“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梅娘近作及书简·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致刘洁的信》二零零五年同心出版社）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两个无法交汇的创作走向，“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

　　然而在一个社会公共信仰哗然碎裂的日子里，现实生活的变动莫测“平凡的传奇”里面的华丽与苍凉，寄予了大众自我安抚与精神存在的确证，“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从来是人类心底永恒的潜流，如地火潜行，给大地及其生命以温暖的滋养。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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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张爱玲是一位无法安放的作家。而在很多人的心里，她的文字也是让人无法安放的深刻。有人觉得她是贵族的，在她面前看到自己的寒碜，而真实的当中，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菜。贵族气氛是排他的，恣意的才华和对自己的爱悦，构成了她独有的内在豪华与外在的高傲。在她的作品中，众生的人性所展露出的善恶，是她对生命（包括自己）永恒的爱，永恒的依依。“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很多学者在解读张爱玲晚年的作品《小团圆》时说是为了回应胡兰成写的《今生今世》。一九五五年张爱玲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这是她文学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原想自己的英文版小说能在美国打开局面，可是现实中并未得到美国出版商的青睐。十年中，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先后来到迈阿密大学、哈佛大学瑞德克里夫学院等任职，同时她重新把创作重点又转移到中文创作中来。

　　不能说《小团圆》与《今生今世》没有一点关联，但是张爱玲在读过《今生今世》后是一定不高兴的，因为胡兰成在《今生今世》自话自说的方式让很多读者认为这是一部纪实的小说。

　　一九七一年六月，张爱玲在接受“张学”学者水晶访谈时，明确表态：“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的。”（水晶著《蝉——夜访张爱玲》）

　　一九九八年，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张子静终于和在美国的张爱玲联系上，他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结婚，但没有钱买房子，张爱玲的回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其实我也勉强够用”。

　　但在张爱玲去世前一年，她的存款和资产加起来有三十多万美元，去世后她把很大一部分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张子静最后是在继母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在张爱玲去世时所留下的遗嘱中，不但没有一毛钱留给这位弟弟，甚至是只字未提。

　　晚清破落的贵族家庭是张爱玲挥之不去的灰色记忆。父亲对自己的虐待与后母的争端、生母的无助漠然这一切让处于童年的张爱玲完全失去了亲情的温暖，在心理上留下一定的创伤。

　　

　　张爱玲插画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举世知名的心理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认为：“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会影响他的一生。”

　　张氏姐弟，因为父母离异、外出求学等原因，其实一块生活的时间不多。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以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样的主线贯穿起来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张爱玲廿四岁时，写过一篇名为《童言无忌》的散文，讲述过他们姐弟的相处模式：“我比他大一岁.......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一九三八年初，张爱玲离家出走，往后姐弟俩再也不怎么见面了。家庭争宠、弟弟顽劣等原因，张爱玲不但不大喜欢这个弟弟，甚至有些厌恶。还是上面那篇《童言无忌》，她很坦率谈到过，“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还有，“我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张爱玲去世时，遗产并不算可观，这也只是普通人家过日子的数目，姑且以她的个性，她是另有考虑，希望这笔钱用在最合适的地方。

　　傅雷曾经化名”迅雨“在《万象》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评论：“取悦于大众，或者说取悦于自己来满足技巧欲.......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

　　人间真实，何必粉饰？！

　　张爱玲先生的小说、散文，初读你会觉得像亮黄的油菜花田边静落的徽式建筑上的端庄，她的作品总是在轻快和谐的音节中伴随着低音结束。进而再读，又仿佛觉得那是一只飞往无际天空的云雀，忽而天空变成了极深的海，天的高变成了海的深，那穿云的雀却忽然坠落在那深深的隐秘中。当你真正知晓了她文字中的隐秘时，留在脑海里的映像是一幅幅笔下淡雅的兰蕙中久久抹不去的鲜红。她用鲜红刻画了人性的深刻与残酷，而这鲜红不正是很多女人所经历过的永远无法愈合的痛么？她喜欢红如同喜欢那深邃的黑，那黑是鲜红的凝固，它是舔舐过童年伤口后依然灿烂的另一种样子青春的美，他是阳刚他是坚强的化身。红与黑又是她用这两种颜色来描述着自己感悟到的人生虔诚。春天的林野中，充满了兰蕙芬芳也遍布着危险，那跳动的鲜红是她睿智洞见生命爱恨的成熟，她是喜悦的不是冷漠的，她喜悦自己的生动委身于文字，用文字那深邃的黑来陶醉一生。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二零二零年九月廿六日于耕心斋

　　参考书籍：《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气》、《记忆张爱玲》、《再读张爱玲》、《落地的麦子不死》、《替张爱玲补妆》、《看张及其他》、《张爱玲小说》、《张爱玲散文》等。